2021年以来，随着元宇宙概念爆火，数字藏品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。数字藏品竞相上线，销售平台吸引众多企业踏足，文化遗产、艺术作品、工艺美术、非遗技艺、音乐文学等IP，都成为数字藏品的热点。
在数字藏品逐渐升温的同时，也出现了相关版权纠纷。今年4月，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并宣判的“NFT（非同质化代币）第一案”即《胖虎打疫苗》案的缘起就在于被告未经许可，将《胖虎打疫苗》数字形式作品上链铸造后进行交易，构成了对作品著作权人的侵权。
尊重与保护版权对于数字藏品有怎样的重要性？如何完善数字藏品版权保护机制与环境？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日前对话行业协会、从业者与版权方面专家，就这些话题进行深入采访。
版权保护前置 毋庸置疑
数字藏品是指使用区块链技术，对应特定的作品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字凭证，可以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、购买、收藏和使用。
“数字藏品需要艺术家不断发挥其创作灵感，这就离不开版权的保护。”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教授程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数字藏品市场的发展，为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流通提供了新的平台。只有在数字藏品市场中充分保护版权，才能促进当代艺术家投身市场，从而激励创作，引导数字藏品市场健康发展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。
“通过版权制度进行规范，一方面可以保护艺术家的创作灵感，另一方面也是建立数字文化市场发展规范的基石，因此，尊重和保护原创正版，对于数字藏品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。”程啸说道。
今年6月，中国文化产业协会联合各有关协会、机构发布了《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倡议》，倡议第二条即“尊重和保护原创正版”，并在第二章“平台管理”部分，再次强调“数字藏品平台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”。
“对版权的保护和尊重将助力数字藏品的健康发展。数字藏品产业的繁荣成长也将对我国版权保护工作提供升级和助力。”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金鹏说。
在金鹏看来，数字藏品不仅能带来低价高效的版权认证和自动交易的创作者经济，其机遇也在于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，成为版权经济乃至数字经济的载体。“当下，绝大多数商业应用和服务都离不开优质版权运营，数字藏品能更便捷地打通优质版权和商业应用之间的隔阂。”他进一步说道。
“数字藏品作为智力成果，其产生、流通的环节都离不开版权制度的保护。”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梁飞表示，尊重和保护原创正版，既是对原创作者合法权益的保护，避免侵权，也是对行业者自身的保护，保护行业者在其中独创性成果的专属权利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行业中兴起创新之风，避免恶性竞争，保障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用户使用场景不断延展
相关数据显示，目前国内已有数字藏品平台近700家。《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倡议》指出，数字藏品平台要加强平台版权管理和版权保护能力建设，鼓励创新，打击和惩戒侵权行为。
在版权保护方面，据蚂蚁集团旗下数字藏品平台鲸探负责人朱剑雄介绍，鲸探在业务流程中设置了对发行方资质及发行内容安全等审核，比如在数字藏品发行前会针对权属关系证明进行审核，在此基础上进行链上确权，保证数字藏品生成、消费、分享、展示等全链路正版化，相应保障用户对数字藏品使用权益。
红洞科技旗下数字藏品平台“红洞数藏”目前用户总数超10万人，发行藏品数十种。“红洞对于在平台上发售的数字藏品会进行完备的版权认证工作，同时也和版权方沟通数字藏品相关发售逻辑，尽力避免同一IP在多个平台重复发行的问题。”红洞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贝龙表示，数字藏品推动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，对保护、传播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，更为艺术家、设计师等创作者提供了展示舞台，从而进一步激发文创市场的创新活力。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数字藏品平台目前发行的数字藏品多以传统文化主题为主。如2021年10月21日，鲸探发起重点针对文化数字化的“宝藏计划”，目前已有超40家文博单位、10家艺术机构与协会合作，发行源自博物馆、非遗、国风、书画艺术、戏曲等传统文化类数字藏品，相关作品量在平台占比已经达到70%。
在版权应用创新方面，数字藏品平台依托优质版权内容开展IP运营，在互联网虚拟空间发行数字藏品的同时，打通实体消费的做法同样值得关注。
今年4月22日，丝巾品牌“万事利”联手鲸探向购买相关数字藏品的用户提供一键定制实物丝巾的功能，其智能工厂持续接到数字藏品收藏者的下单需求，发售后近3天线上定制销量增幅达50%。
“文化数字化产业的发展，要建立在数字版权保护的基础之上。”朱剑雄表示，数字藏品实物化是鲸探重要的探索方向。鲸探未来还将向合作伙伴提供更多实物化服务，帮助优质内容机构多元化打造和运营IP，不断延展用户的使用场景。
明确授权链路是产业发展关键
前端激发创作市场活力，数字藏品延伸版权产业链的同时，版权风险同样引发关注。
“从《胖虎打疫苗》案可以看出，数字藏品线上交易合规的核心还是要遵循‘先许可后使用’的版权使用基本原则，‘不买票就上车’永远是版权发行、传播的最大风险点。”梁飞说道。
程啸则将数字藏品的创作和发行在版权方面的风险分为两种情况。一种是数字藏品的著作权人和发行人是同一人，这时产生版权纠纷或侵权风险的可能性较小。但也可能存在因著作权人对数字藏品持有人的授权不明而产生纠纷，比如，数字藏品持有人究竟有无权利在线上或者线下进行展示、有无权利进行商业利用等，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，就容易产生纠纷。
另一种情况是著作权人和数字藏品的发行人不是同一主体，此时发生著作权侵权的可能性较大。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发行人没有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，擅自发行数字藏品，这时可能涉及侵害著作权人的发行权、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财产权的问题。此外，发行人如果擅自修改作品或者修改、抹去原作者的署名，也可能侵害署名权、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人身权。
金鹏认为，数字藏品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清晰的版权授权链路。“一条完整的版权链路应当起始于原始著作权人，经过原始著作权人向外授权，再由被授权人将相应权利一层一层地转授给下游主体。”金鹏表示，一些作品的版权链路长、环节多，尤其是热门IP往往多次转手，非常容易出现上下游授权不一致、超越上游授权范围的情况，给IP开发造成较大风险。
为此，金鹏建议，数字藏品平台和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应当加强对于IP版权链路完整性的判断和审核。“各个环节要首先判断最初权利来源的可靠性和完整性，确认授权源头是否为原始著作权人或经其有效授权的代理人。之后，各个相关机构需要判断版权链路中间有无断裂或缺失环节，实践中常出现关联公司之间权利‘混用’的情况。各机构要共同确保IP开发者的前期投入和已经完成的作品不会付诸东流。”金鹏说道。
凝聚合力适应全新版权理念
文创机构未经授权自行开展采集和生产数字藏品、同一IP的数字藏品多平台重复发行等是数字藏品领域主要存在的版权问题，也是在此环节经常产生不良后果。
从著作权人的角度来看，梁飞指出，数字藏品交易的价值在于数字藏品的稀缺性，稀缺性逐渐提升，版权方和使用方往往会签订版权专有许可协议，即在授权期限内，只有被许可方能行使数字藏品线上交易的权利，其他人甚至包括版权人都不得行使该项权利，这也就要求著作权人树立契约精神，签署了专有授权协议后，不能再多头授权、重复授权。
从数字藏品平台角度来看，程啸建议，提供数字藏品发行、存储和区块链服务的平台，应当就数字藏品的发行、使用和流转全流程建立一套合规体系，强化系统的技术安全性、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性、数字藏品版权证明的真实性等要求，确保数字藏品从上链开始的流程都是清晰的、可追溯的。“保护数字藏品的版权，尤其是在作品上链之前的审核，是整个合规体系的重点与核心，否则后续环节都将是违法或侵权的。”程啸说道。
除了事前审查机制以外，程啸认为，事后救济机制也可以为数字藏品的版权保护提供重要保障手段。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“通知规则”，同样适用于数字藏品的发行，即真实权利人发现其作品被他人擅自铸造发行为数字藏品的，真实权利人可以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即交易平台采取删除、屏蔽、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；平台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，对损害的扩大部分要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就数字藏品市场如何完善版权保护机制和版权保护环境问题，金鹏指出，要加强传统著作权法律制度建设，不断提升版权工作法治化水平；积极参与版权现代化治理，不断完善协同治理的版权保护机制；加强版权宣传教育，不断提升全社会尊重创作、保护版权的意识。他同时从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的角度，建议对数字藏品版权的实质性审查可以引入第三方力量，如由行业协会进行相关工作并颁发版权认证书，其他符合条件的组织也可参与进来。
“数字藏品的版权保护需要文博界、法律界、版权界、学术界共同探讨研究并提出规范的政策建议，重新调整版权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，以适应整个数字藏品市场的全新版权理念。”金鹏说道。